近年来，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个崭新的学术概念在我国学术界逐渐被人们所熟悉， 2009年上半年，人民出版社将推出一套10卷本的《公共哲学》译丛，引进日本在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实，自20世纪90年起，我国有一些学者也已经开始关于公共哲学问题的研究，相关的论文、著作、丛书也不断问世，比如说，从1995年开始，由王焱主编的以书代刊的杂志《公共论丛》，在这个论丛中主要有《市场社会公共秩序》、《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自由与社群》、《宪政民主与现代国家》等。1998年前后，在《江海学刊》等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公共哲学的研究论文。此外，还有华东师大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知识分子论从》，清华大学编辑出版的《新哲学》等都与公共哲学的问题有关或者涉及到公共哲学。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兴哲学丛书”，其中在2003年出版了一部直接名为《公共哲学》（江涛）的论著，书中的参考文献中介绍了大量的有关公共问题研究的相关论文。而到了2008年初，吉林出版集团也开始出版由应奇、刘训练主编的“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丛书，其中包括《宪政人物》、《正义与公民》、《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论》、《代表理论与代议民主》、《厚薄之间的政治概念》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术杂志也登载一些相关问题的文章。从这些丛书的书名中不难看出，在中国，关于“公共哲学”的概念与学术领域的理解是多元的，多维的。其中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学术视点集中在对于西方学术思想中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特别是对于哈贝玛斯、罗尔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政治哲学批判理论等问题的介绍和评述或者运用上，甚至存在着把公共哲学理解为管理哲学，把其作为行政学的问题进行阐述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国外相关领域的学术视野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基本上缺少一种在后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大语境和全球化大背景下探索公共性（Öffentlichkeit, öffentlich, publicité ,publicity）理念的思维框架，更没有把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崭新的学问体系来构筑和探索的宏大视野。为此，笔者想通过本文向国内学术界介绍日本学术界有关这个问题的前沿研究现状，让人们对此有所了解，以供相关研究的比较与参照。 

　　一、日本的研究现状与问题背景

　　“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个概念，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新闻工作者李普曼提出来的。与此同时，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也开始了关于“公共性”问题的定义与相关的论述[1]。到80年代，宗教社会学家贝拉和栅德尔等人则从统合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2]。不过，这些研究在欧美并没有发展成一种较大规模的学术潮流。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学术界却掀起公共哲学的研究热，呈现出一种堪称前沿性哲学研究的学术运动。

　　具体地说，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学术界把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崭新的学科、学术领域逐渐在各大学出现。1996年，首先是东京大学在驹场校区的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开设新的科目，由山胁直司教授主讲“公共哲学”。以此为发端，立命馆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院大学、中央大学等先后在本大学的研究生院里设立与公共问题研究相关的学科，开讲相关的课程。到了2004年，千叶大学的法经学部设立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福祉社会的公共研究基地”，以此通过了文部省的COE科研项目的申请认定，获得了日本国家的重点科研资助[3]。然而，在各大学出现的这些拓展学术新领域的动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学术运动的态势。1997年，在京都论坛-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现改名公共哲学共働研究所）金泰昌所长的倡导、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矢崎胜彦理事长的支持、时任东京大学法学部部长（后来出任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教授的协助下，“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在京都成立，1998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从此拉开了在日本的这场学术运动的序幕。十年来，他们在京都、大阪、神户、东京等地几乎每个月召开一次学术论坛（至今为止已经召开了88次会议，参加人数达到1600多人），邀请日本全国，甚至欧美、中国、韩国等世界各国、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参加会议，展开广泛的学术对话，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个会议上发表以及讨论的学术成果被整理、编辑成书，由东京大学出版会以《公共哲学》为总书名，按丛书形式相继出版发行，到2006年为止，第一个系列20卷已经全部出版完毕，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4]。

　　那么，在美国出现的这种学术动态，到了日本能够发展成构筑崭新学问的一种学术运动原因何在呢？根据山胁直司教授的理解，那是由于近10年多以来，在日本出现的“官界与经济界的各种违法渎职等事件，地方的分权化，NGO与NPO组织与活动的抬头等，从而使公共性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紧急课题，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为此，公共哲学的研究被社会所期待，因为这种研究能对社会研究、哲学、政策论之间的学科分割将起到桥梁的作用”[5]。

　　确实，从日本的研究公共哲学的社会背景来看，山胁教授所提出的这些因素不可或缺。但是，同样的社会因素在美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为什么只有日本对于公共哲学问题如此重视呢？这个问题山胁教授的见解是无法说明的。笔者认为，山胁教授所指出的问题只是一种契机性的因素，属于这种学术动态的诸多外因之一，还有许多原因存在，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内在素质不可忽视[6]。其实，至少还有两大原因促成了日本的这场学术运动。

 　　第一个原因是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此为止局限于军用的电脑技术逐渐向民用转型，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电脑民用而出现的网络技术开始迅速普及，地球世界的一体化成为人们不可拒绝的潮流。在全球化的大潮面前，至今为止处于被人们所依存的公的存在、即几千年来作为处于公的立场的国家，面对其他的国家时其内在的“个”性（私）逐渐增强，伴随着这种历史的进展而出现的弊端（侵略、榨取、战争、环境恶化等），使世界各国日益增强了现实的危机意识，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面临着作为私的存在和公的存在的全新的挑战。为此，新时代的“公共性”问题成了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人们希望从哲学的高度阐明“公共性”问题的内在性质和结构，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崭新的生存理念。而在李普曼时代，由于没有网络技术、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重视，所以全球化的现象根本不明显，学者们把握世界的视点基本上还只停留在本国的立场与范围，不需要全球性视野与跨国界的共识追求。

 　　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日本被译成“地球规模化”或者“グローバル化”，并被定义为“由全球规模中复数的社会与其构成因素之间结合的增强所带来的社会性变化”。从学术界的常识来说，一般认为，全球化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波及规模的世界性，以及后来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在现代社会的恢复过程之中所产生的现象。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运输与通讯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以及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自由贸易圈的扩大所带来的人、物、钱和信息的国际性流动化，使原来潜在的全球化问题迅速表面化，文化、经济、环境、宗教、以及NGO、NPO活动的跨国境的扩大，与此同时而产生的日益加强的国际交流，使各种文化的冲突、同化、融合等问题明显地呈现出地球规模化的倾向。

 　　在这种时代的大潮面前，到20世纪为止所形成的地球人类文化之异质性的多元共存的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本国或者本地域的固有性意识的唤醒，共有性的追求等问题，正在与全球化的进展同步增强。还有，作为现代社会的共通的基本价值观，人们在追求尊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社会生活中，政府的作用、政治的形态，与此相对的个人的作用、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与义务究竟该如何获得和谐确立等问题，成了这个所谓后现代社会的当务之急。为此，存在于“公”与“私”之间的“公共世界”，究竟该如何进行和谐构建的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要进行这种问题的研究与理论构建，首先面临着几个最基本概念的界定问题。比如，公、私、公共、公共性、公共理性、均一性、多元性、均质、异质、和谐、幸福等概念就是如此。对于这些概念，必须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定义、进而梳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进行逻辑性展开、最后提出构建学问体系之方法论等问题。如果说最初出现在美国的公共哲学的问题，仅仅只是为了唤醒美国的自由民主社会中作为自由民的公共理性，而到了9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个人、国家、民族面对一个崭新时代该如何生存的根本问题。这种全球化的潮流与上述山胁教授所指出的日本社会现状相结合，让日本的学者敏感地作出了反应，从而促使这个起源于美国的学术动态开始在日本的学术界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二个原因源于大和民族的文化素质，即与日本人素质中知的好奇心有关。日本民族是一个好奇心极其旺盛的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的高度积极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江户以前对于中国文化的引进、借鉴与吸收是众所周知的。而近代以来亚洲社会在促成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日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历史上没有采用科举制度的日本，在东亚的儒家文化诸国中，与中国、朝鲜、越南相比，知识分子的求知欲与向学动机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可以说日本人对于知的好奇心与希腊人极为相似。从传统的日本的武士、豪绅、知识分子来看，他们读书、从事学问研究并不是为了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只是因为爱好学问而读书、探讨学问。前面已经提到，在日本公共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学术运动的态势，与“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的出现直接相关，就是这个研究会组织、领导着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与发展，而支撑这个研究会的后援资金来自于一个民间的“将来世代国际财团”。这个财团的理事长矢崎胜彦先生是一家上市集团公司Felissimo(株式会社)的会长，为了将来社会能够克服现在社会所出现的生存危机，为了给子孙后代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他把企业经营中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以资助学术探讨的形式还原社会。至今为止所召开的88次公共哲学研讨会以及出版丛书等所投下的资金超过了3000万元人民币。这种仅仅为了求知而不图现实经济利益回报的投资，与传统日本社会中武士、豪绅们不为在现实生活中的仕途需要，却能不惜重金购买来自中国、朝鲜、以及欧洲荷兰的各种文献，如饥似渴地吸收外来知识的求知现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是日本人的这种知识观和价值观，使现代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所强调的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从现实政治中做到否定性的独立”才拥有了实现的可能。从古到今，日本的知识分子，如伊藤仁斋、本居宣长、西周、福泽谕吉、丸山真男等人作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所体现的独立人格，就是最好的例证。无论是一般的社会富庶阶层，还是站在公共的立场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总在某种形式上体现着从现实的功利性中得以独立的人格精神，这种无功利的求知欲，作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内在于日本人的生存或者学术良知之中。

 　　正是拥有这种内在的民族素质，当20世纪中叶的世界上呈现着日益明显的全球化迹象时，日本的学者最敏感地做出了反应。李普曼的《公共哲学》一书出版之后，在美国并没有引起社会的积极响应时，日本人就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翻译介绍[7]。当时代进入东西冷战结束，地球环境问题跨国界凸现，网络技术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世界各国普及的90年代，来自美国的学问探索的星星之火，在日本的学术界开始燎原。现在的日本学术界，公共哲学的研究正逐渐形成一大新的学术研究势力，冲击着由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话语基础上所形成的传统学术基础。

 　　二、日本学术界在公共哲学探讨中的特点

　　从已经出版的20卷丛书、以及近几年来出版的各种相关著述、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言论来看，公共哲学在日本学术界基本体现三个特点：著名学者的跨学科对话、暂定性学术目标的预设和通过公共哲学探索着构筑一门崭新学问。

 　　1、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改变了传统的学术著作成书方式，不是以某个学者个人的学术专著，或者由一人或数人主编，让一群学者各个人负责撰写某些章节构成一本编著等形式，而是每一章让该领域一个重要的学者提出论题，然后由相同领域的其他代表性学者和不同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参与讨论，使论题中所被阐述的问题得以拓展，让每一个论题逐渐往问题的横向延伸与纵向挖掘，充分体现学术的公共性追求，克服学院派学术的权威垄断学风。在参加者中有像福田欢一、宇泽弘文、岩田靖夫、源了圆、加藤尚武、沟口雄三、板垣雄三等那样属于其所研究领域的最重要、甚至泰斗式学者，而佐佐木毅、平石直昭、北川东子、山胁直司、今田高俊、宫本久雄、黑住真、井上达夫、苅部直、佐伯启思、姜尚中、稻垣久和、田中秀夫、小林正弥等也都是各自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对于日本学术界熟悉的人都会明白，上述的学者中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宗教学家、西方哲学专家，日本思想专家等，他们在日本，乃至世界的学术界都是有影响的存在。就是这些日本的学术重镇，他们十多年来围绕着公、私、公共性等有关公共哲学探索中最基本的几个核心概念展开了广泛的对话、讨论，这种学术景观在日本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这个研讨会的组织者金泰昌教授所付出的呕心沥血的努力直接相关。记得山胁教授曾经对笔者说过，如果不是金先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么多著名学者参与这场哲学讨论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虽然这么多学者参与了有关公共哲学的学术讨论，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受到邀请而参与的，也就是说属于一种被动性的参与。然而，其中如佐佐木毅、今田高俊、山胁直司、宫本久雄、稻垣久和、小林正弥等则是积极的参与者，与组织者金泰昌教授积极配合，对于推动这场学术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至今为止的公共哲学的探索、构筑过程来看，其中作用最大是金泰昌教授，而影响最大的则推山胁直司教授。前者的贡献在于学术运动的构筑、组织与研究的推动上，而后者的贡献则体现在其学术成果之上[8]。这两位学者已经成为日本学术界探索、构筑公共哲学最具的代表性的学者。而日本的公共哲学探究所体现出来的跨学科的对话性特点，则与这两位学者的对于公共哲学的见解与追求有关。

 　　金泰昌教授认为，公共哲学应该区别于由来已久的学者对学术的垄断，即由专家、学者单独发言，读者屈居于倾听地位的单向思想输出的学院派传统，让学问在一种互动关系中进行，达到一种动态的自足性完成。所以“公共哲学”中的“公共”应该是动词，不是名词或者形容词。公共哲学是一门“共媒—共働—共福”的学问。“共媒”就是相互媒介，“共働”的“働”字在日语中的意思是“作用”，在这里就是相互作用，“共福”，顾名思义就是共同幸福，公共哲学是为了探索一种让人们的共同幸福如何成为可能的学问。而山胁直司教授提倡并探索公共哲学的目标在于，如何打破19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形成的学科分化、学者之间横向间隔的学术现状，让各个领域的学术跨学科横向对话，构筑新时代所需要的学术统合。那么，在这种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公共哲学的探索，当然不可能采用传统的仅仅只是某个专家、学者单独著述的形式，而是把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对话、互动作为它的一大特色。

　　 2、从现在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现状来看，其实他们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学术领域的圈定，至今为止的探索都只是建立在暂定而模糊的目标之上。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于公共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的理解之上。

 　　其实，自从李普曼的《公共哲学》出版以来，与公共哲学相关的概念应该是哪些？研究的领域该如何划定？其目标是什么等问题，也就是说，公共哲学该如何定义的问题都是不明确的。学者们对此虽然做过了一些尝试性的规定，却无法取得比较一致的认同。李普曼只是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公民的责任问题出发，提出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构建一种公共哲学的必要性。至于公共哲学是什么，是一种怎样的哲学的问题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答。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并没有使用公共哲学这个概念，而宗教社会学家贝拉等人则是为了统合各种专门的社会科学，提出构建公共哲学这个问题。他们以“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为理想，通过“公共哲学”的提倡来批判现存的分割性的学问体系，对于公共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同样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当然，日本的学者们同样面临着“公共哲学是什么”的界定问题。

 　　山胁教授在《公共哲学是什么》一书中，避开了直接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只是强调指出“公共性”概念的探索属于公共哲学的基本问题，然后把汉娜·阿伦特所定义的“公共性”作为哲学对此的最初界定，展开了其学说史的整理和论述。他指出在为《公共哲学》丛书的第10卷所写的“序论”之《全球-区域公共哲学的构想》一文中表明：公共哲学似乎是一门崭新的学问，但其实已经拥有悠久的传统。他认为现在这种学问的兴起，是为了“打破19世纪中叶以来产生的学问的专门化与章鱼陶罐化后，使哲学与社会诸科学出现了分化的这种现状，达到统括性学问的传统复辟”，不过他同时指出：公共哲学的立场不可能是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而应该是追溯到康德的“世界市民”理念，只有这样的理念才是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统括性之崭新学问的目标。所以，公共哲学应该是一种从公共性的观点出发进行诸学问统合性论述的学问。很明显，山胁教授在承认公共哲学的崭新内容的同时又不把公共哲学作为崭新的学问的原因是，他不把这种学问作为与传统的学问不同的东西来理解与把握，而是通过对于“传统渊源”的学问再检讨，在克服费希特强调“国民”和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以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同胞”和康德的“世界市民”的理念为理想，重构黑格尔曾经追求过的统括性的学问，以此放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通过“公共性”问题的探索来构筑的哲学，这才是他所理解的公共哲学。他为此创造了“全球-区域公共哲学”的概念，提出了在全球化时代构筑公共哲学的视野（全球性·地域性·现场性）和方法论（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

　　与山胁教授不同，金泰昌教授的看法就不是那么婉转，他一贯认为公共哲学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一门崭新的学问。并且，这种学问正是这个全球化时代中人们所体验的后意识形态中得以产生的学问，可以以此开辟崭新的知的地平线。根据他的观点，西方的古典学问体系是以“普遍知”的追求为理想，寻求最为单纯的、单一的、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包容性的知识体系。但是，近代以后的学术界，意识到这种统括性的形而上学所潜在的危机，开始重视拥有多样性的“特殊知”，诸学问根据学科开始走细分化的道路。其结果出现了诸学问的学科之间的分割、断裂现象。那么，公共哲学一方面要避免“普遍知”的统括性，另一方面要克服学问的学科分化，实现学科之间的横向对话，构筑“共媒性”的学问。所以，与传统的“普遍知”和近代以来的“特殊知”不同，公共哲学是一种“共媒知”的探索。2005年10月11日，他在清华大学所进行的一场“公共哲学是什么？”的对话与讲演中，针对学者们的提问，他回答了公共哲学的三个核心目标。那就是“公共的哲学”、“公共性的哲学”、“公共（作用）的哲学”，并进一步指出三者之间相互连动的重要性。所谓（一）公共的哲学，那就是从市民的立场思考、判断、行动、负责任的哲学。（二）公共性的哲学，就是探索“公共性”是什么的问题之专家、学者所追求的哲学。（三）公共（作用）的哲学就是把“公共”作为动词把握，以“公”、“私”、“公共”之间的相克-相和-相生的三元相关思考为基轴，对自己-他者-世界进行相互联动把握的哲学。其目标是促进“活私开公-公私共创-幸福共创”的哲学。以此体现日本所进行的公共哲学研究与美国所提出的公共哲学的不同之处，强调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的独特性[9]。

 　　很显然，上述山胁教授的所提供的问题意识，对于我们进行公共哲学的研究，拥有许多启发性的要素，在一定的时期，将会为人们进行公共哲学的研究与探索，提供一种学术的方向性，这是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但是，他那暂定性的诸种规定，并没有从正面回答“公共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在公共哲学的概念还处于暧昧的状态中，进入了关于公共哲学的目标和学问视野的界定。其实，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只是山胁教授一个人的问题，也是现在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所存在的共同问题[10]。金教授的观点与山胁教授相比更体现其为理念性特征，其内容犹如一部公共哲学运动的宣言。这也充分体现了在日本的公共哲学构筑过程中，其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存在的特征。确实，我们应该承认，金教授的见解简明易懂，可以接受的地方也很多。特别是他提出的所谓公共哲学所具有的三大特征性因素，对于打破19世纪中叶以来所形成的学问的闭塞现状，将会起到了一种脚手架式的辅助作用。但是，问题是他的那种有关知的划分方式只是停留在西方传统的学问分类之中，还没有超越西方人建立起来的学术框架。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所说的“共媒知”与传统的“普遍知”的追求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共媒知”是否可以获得与“普遍知”对等的历史性意义的问题也根本不明确。当然、西方思想中所谓的“普遍知”是以绝对的符合逻辑理性，并且是以可“形式化（通过文字形式叙述）”为基本前提的。而金教授所提倡的“共媒知”却没有规定其必须具有“普遍”适用的绝对合理性。倒不如说、其作为“特殊知”之间的桥梁，多少带有追求东方式的“默契”的内涵，也就是“无须言说性”。这种“默契知”的因素、从西方的理性主义来看属于“非理性”，但是，在东方世界中这种不求“形式知”，以“默契知”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谐是被承认的。

 　　综上所述，日本所展开的公共哲学的研究，明显地并没有对“公共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将会继续被人们所争论和探讨。也许正是由于“公共哲学”的学术性概念的不明确，其研究对象、涵盖的范围也茫然不定，现在仍然被学院派的纯粹哲学研究者们所敬畏。在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们展开了积极而全方位的研究活动，而保持学院派传统的京都大学的学者们至今仍然保持静观的态度。当然，一种学问的诞生，不一定最初开始就应该是在明确的概念的指引下进行的。倒不如说一般都是在其研究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其所探讨的问题意识、预期目标才逐渐得以明确，方法论才日益定型，只有通过研究成果的积累才能达到对问题本质的把握。从这个意义来说，现在日本所进行的公共哲学的探索，朝着自己所预设的暂定性的学术目标所作的研究和努力，也许可以说正是构筑一种崭新学问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

 　　3、虽然从上述的日本学术界对于公共哲学的问题界定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公共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并不明确，但他们已经体现着一个基本的学术方向，那就是把公共哲学作为一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崭新学问进行探索。那么他们所强调的崭新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公共哲学》20卷丛书出版结束的时候，山胁教授在2006年8月发表了一篇短文，这次他明确地表明了公共哲学是一门崭新的学问的认识。他在文中指出：公共哲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问，虽然学者之间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但他自己把其作为崭新学问的理由，除了认为它是一门“从公共性的观点出发对于哲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社会现象进行统合性论述的学问”之外，它的崭新性还可以从以下五点得以认识。（1）对于现存学问体系中存在的“社会现状的分析研究=现实论”，“关于社会所企求的规范=必然论”，“为了变革现状的政策=可能论”之学际分割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不把其中的“必然论”与“现实论”和“可能论”分割开来进行研究是公共哲学的重要特征。（2）以提倡“公的存在”、“私的存在”、“公共的存在”进行相关把握的三元论，取代原来的“公的领域”与“私的领域”分开对待的“公私二元论”思考。（3）通过提倡“活泼每一个人使民众的公共得到开启，使政府之公得到尽可能的开放”之“活私开公”的社会根本理念，克服传统的“灭私奉公”或者“灭公奉私”的错误价值观。（4）把人们交流、交往活动中的性质进行抽象性把握，探索一种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公益性之“公共性”理念，这也是公共哲学的实践性特征。（5）在公共哲学的构筑过程中，努力尝试着进行“公共关系”的社会思想史的重新再解释，这种研究也是这种学问的重要内容[11]。 

　　与山胁教授不同，金泰昌授所表明的有关公共哲的“崭新性”主要停留在这种学问所追求的“目标”和“方法”之上。他承认自己所说的崭新性，并不是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的，而是“温故知新”的“新”，“是对学问的传统向适应于现在与将来的要求而进行的再解释、再构筑意义上”的崭新性问题。很显然，金教授的见解，与前面谈到的山胁教授认为公共哲学“似乎崭新但有历史渊源”的观点基本上一致，那就是从传统学问中推陈出新意义上的“新”。不过，金教授明确表示不赞同山胁教授的“统合知”的看法，公共哲学的目标应该是“共媒知”的追求[12]。而针对山胁教授所提倡的“全球-区域（グローカル）”公共哲学的探索目标，他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国家-区域（グローナカル）”公共哲学的视野。

 　　上述的两位学者关于公共哲学“崭新性”的见解，基本体现了日本当代公共哲学研究的一种共有的特征。但是，我们面对这种观点，自然会产生下述极其朴素的疑问。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人类思想史就不难发现，人类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性问题的思考、探索的学问，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并不是现在这个时代才产生的新问题。从古代希腊的城邦社会的城邦市民到希腊化时期的世界市民，从近代欧洲的市民国家到现代世界的国民国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公共性的诸种问题，在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中都被提起，并以某种形式被论述过。因此，并不一定要把公共哲学作为一种崭新的学问来理解，即使过去并没有使用过这个概念来论述，但是，其中所探讨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现在所谓的公共哲学，只是从前的某个学问领域，或者几个领域所被探讨的问题的重叠而已。如果这种理解可以说得通，那么现在所探索的“公共哲学”与过去的时代所被探讨过的“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即使其所展开的和涵盖的的范围不尽相同，其实那只是由于生存世界环境发生变化所带来的现象上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其问题的内核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更具体一点说，public的概念中包含了“公共性”问题。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公共性，就是相对于“个”（即“私”）来说的“公”的意思。通常，从我们的常识来说，构成“个”之存在的要素是乡村、城市、进一步就是国家。把“个”之隐私的生活、行动、思想、性格、趣味等，敞开置放于谁都可以明白的“公”的场所的意思包含在public的语义之中。那么，public本意就是以敞开之空间（场所）为前提的、即“öffentlich”的场所（行动、思想、文化的）。正因为如此，汉娜·阿伦特把“公共性”的概念，定义为“最大可能地向绝大多数人敞开”的世界。但是，个的世界在敞开的程度上会由于时代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的世界也在逐渐地扩大。这种发展的过程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扩大成世界性（或者地球）的规模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如果以个人（私）与社会（公）的对比来考虑这些问题的话，虽然其规模不同，其根本之处是一样的。所以，公共性问题自人类组成社会、共同体制度确立以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总是被思考和探讨的古典问题。对于个人（私）来说，公的规模从很小的村庄发展到小镇，从县、市发展到大都会，然后是国家，随着其规模扩大的历史进程，其构成员之每一个人之“个”的生存意识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这种一个又一个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真实状况。因此，认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会在本质上出现、或者说产生出崭新的内涵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金教授和山胁教授，以及日本的公共哲学研究界，他们对于这种“私”与“公”的发展历史也许是明确的。正因为如此，金教授在谈到公共哲学之“崭新性”时，承认“如果采取严密的看法的话，这个世界上完全属于新的东西是没有的”，而自己所说的“崭新性”，是一种“继往开来”意义上的认识[13]。而山胁教授更是在梳理社会思想史中古典公共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展开了他的公共哲学的研究。然后，根据“全球-区域公共哲学”的理念，提出了构筑“应答性多层次的自己-他者-公共世界”的方法论，尝试着以此界定作为公共哲学的崭新内容[14]。

 　　从上述这些探索和见解来看，日本学术界在探索公共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这种学术的崭新性、创新性，并企图探索、构筑适应全球化时代的生存理念的学问；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所探索的问题，企图开拓的学术领域，只是来自于对传统思想的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并不是在思想的本质意义上强调公共哲学的崭新性内涵。

 　　三、日本学术界的探索对于我们的启发

　　在本文的最初已经谈到，我国在公共哲学的研究上还停留在对西方学术的介绍性层面，甚至把公共哲学作为管理哲学或者行政学来把握。而参与者基本上缺少构筑崭新学问的学术视野，也没有形成跨学科的学术对话，学界的重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个问题的探索。其实，日本学界参与公共哲学探索的学者们，他们各自也只是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出发，围绕着公共性问题重新梳理自己的学识，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学术方法。特别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腾飞所带来的价值观失衡，究竟需要一套怎样的价值理念作为新时代的行为规范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我国学术界的重镇是否也能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积累，通过自己的话语权的驱使参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性问题的探索，把自己所熟悉的学术领域，进行适应新时代生存理念的重新梳理和体系构筑，让学术探索面向当下社会所发生的诸种问题提出质疑，赋予理念，展现作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共存在时自觉的话语担当与社会职责等，这些问题日本的公共哲学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行为参照。至于公共哲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的问题可以不多加追究，权且让这种学问在探索的历史中自然形成一种范畴，体系，把这些留给后代的子孙们来总结。

 　　正如我们所熟知，从泰勒斯开始的古希腊学问的起源正是如此开始的。为了回答勒恩的提问，毕泰戈拉斯也只能以“奥林匹亚祭典”的比喻来回答哲学家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的问题。对哲学概念的定义，只是在后世的学者们整理学说史的过程中才慢慢得到比较明确把握的。公共哲学的学术界定问题也会经过同样的过程，只有到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站在全球化的视阈和立场上思考、感受、共同体验一切现实生活的时候，所有的人理所当然地站在公共性存在的立场上享受人生、悲戚相关的时候，公共哲学在这种社会土壤中就会不明自白的。对于“公共哲学是什么”的回答，应该属于这种社会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的时候才可以充分给予的。这个回答其实与过去对于“哲学是什么”的回答一样，学者们在实践其原义为“爱智慧”的追求过程中，通过长期不懈的探索智慧的努力，才得以逐渐明确地把握的。当思考公共性的问题成为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和体验的时候，“公共哲学”究竟应该是什么的答案将会自然地显现。

 　　当然，不明确并不等于说毫无目标，摸不到问题的方向，我们至少应该明白，公共哲学不可能是管理哲学或者行政学，这两种学术的本质都是属于公的哲学的范畴，正是公共哲学所要突破与克服的问题。我国之所以会出现把公共哲学作为管理哲学或者行政学来理解，那是来自于混淆了“公”与“公共”的本质区别所致，是几千年来公权力的统治过于强大所形成的思维定性的结果。日本学术界把“公共性”问题的探索作为公共哲学探索的突破口，探讨“公”与“公共”在内涵上的本质异同，让公共哲学探索通过如何把握公私观念的问题展开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这些研究与视野更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学术向度，将有助于我们根据我国的时具体况进行相关问题深入的探讨。从计划经济时代提倡“大公无私”的公一元论，到市场经济时代日益抬头的“假公济私”的私一元论偏离，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发展的价值观、世界观、甚至意识形态的深层演变。然而，无论公一元论还是私一元论，都是长期以来公私二元论思想的产物，这种思想已经不能适应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的人类社会，不利于人作为个体生存时健全理性的形成。当单方面提倡“大公无私”价值观受到了质疑，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个极端的“假公济私”现象在社会上蔓延的当代中国，确立正确的公私关系理念刻不容缓。那么，在学术上如何正确把握公与私的内涵，理顺公与私的发展与关系，特别是通过学术探讨阐明“公”与“公共”存在着本质不同，对于我国政治体制、行政制度的改革、完善，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人类历史的现实中，公与私的对比是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发生变化的。个人层次的自他的界限，是在向由个体所构成的社会的扩大过程中逐渐消除的。个体是置身于公的场合而获得生活的领域的。但是，这种情况下“个”性并没有消亡，而是成为新的“公”中所携带着的“个”的内核。比如说，从对于“个”来说属于“公”的立场的“村”，与其他“村”相比就会意识到自他的区别与对立，这时作为“公”之存在的“村”就转变为“私”的立场。而“村”放在比村的规模更大的“公”（乡镇、县市、国家）的面前，其中的对立就自然消除。接着是乡镇、县市、国家也都是如此，最初作为个体的“个”性所面对的“公”，而这种“公”将被更大的“公”所携带而产生公私立场的转换。这种链条型动态结构，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实体论”的结构极为相似。这就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基本上来自于人类本性中所潜在的自我中心（或者利他性）倾向所致。为了克服这种非此即彼、或者彼此蕴含的二元对立，日本学术界在探索公共哲学的过程提出了几个崭新的概念，如“活私开公”、“公私共媒”（金泰昌），以此克服传统的公私二元论偏颇，树立“公-私-公共世界”三元论的理念（山胁直司），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来自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日本学术界探索公共哲学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并且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前沿问题。至少是我们探索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日本学术界在研究公共哲学过程中所提出的“公”与“私”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完全把“公”作为“私”的发展来把握。他们过于强调“公”是“私”的对立存在，缺少关于携带着“私”之性质的“公”的认识。因此，他们所论述的“私”只是始终保持自我同一性之狭义的“私”，对于包含着自我异质性的，内在于他者之中的另一个自己，即广义的“私”是属于向“公”的发展与转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种意识结构，明显地受到西方近代以来个人与国家、与社会对立关系的把握与定立方式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种思考方式下所展开的公共哲学的研究，其中对于“公共性”问题的领域的圈定，目标的设立，方法论的构筑等都无法从根本上脱离西方理性主义之知的探索方法的束缚。所以，他们所揭示的公共哲学的“崭新性”，只是一种旧体新衣式的转变，根本无法从本质上产生真正“崭新”的内容。

 　　人类在国家这种最大的“公”的场所中寻求“公”的立场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现在却直面全球化的浪潮，从而使原来处于“公”的立场之国家面临着“私”的转变。因此，可以说全球化的产生来源于原来的“公”的立场的国家之“个”性的增强所致。即由于国家之“个”性的增强，由此产生了侵略、榨取、掠夺、环境恶化等生存危机状况的意识在世界各国中日益提高，为此，全球化的问题从原来的作为历史潜在的因素显现出历史的表面，让人们无法拒绝地面对。当然，这种意识根据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而强弱有别。那么，新时代的“公共性”问题，要想获得拥有“崭新意义”的概念内涵，就需要各国各自扬弃自身的“个”性，也就是说强烈地意识到个的立场的基础之“公”性，实现站在“公”的立场思考、行动的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人的意识变革，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立法、新政策发布等层面纸上谈兵。如果不能做到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真正回到思考作为人的本性，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把他者当着另外的一个不同的自己之“公”的意识，一切立法和政策都将是空谈。最多也只是国家之间的一时性的政治妥协而已，没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只有实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变革，所有的人类在生活中极其平常地接受新的生存意识，崭新的公共性才会成为现实中人们的行为规范。现在日本所进行的公共哲学的研究，明明知道这种学问离不开传统思想的发展，在本质上并没有真正的新意，然而，他们却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崭新的学问领域进行探索，并企图赋予其面向未来的创新性，他们的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学术精神，应该与这种思考有关。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与职业良知。

 　　*作者简介：林美茂（1961－），男，福建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  日本哲学、公共哲学研究。现为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访问学者。　

原文刊登于《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